这并非非洲球员首次拯救法国。早在1998年，父母都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齐达内就在决赛中用头球梅开二度，为法国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从背景和身份上看，大部分非洲球员与齐达内相似，父母都是移民，在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入籍政策下，他们选择持有现居国和祖籍国双重国籍。少数“第一代移民”，比如出生于几内亚比绍的西班牙小将安苏·法蒂，受益于发达的青训体系，未成年时便远赴欧洲训练成长，最终选择为欧洲国家效力。

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数百年的殖民历史，导致国际劳动力流动频繁，形成了庞大的移民群体。但非洲青少年的培养和选择效力欧洲国家队，离不开成熟的俱乐部球员交易市场、完善的青训体系，以及足协作为国家队“管理者”在球员归化、国籍变更、入会（在足协注册的资格，即为国家队效力的资格）等方面的沟通和努力。在国际足联对多国球员出场资格政策日趋严格的今天，英法足球凭借完善的球员培养体系和日趋开放的选拔思路，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非裔美国人和足球之间的双向选择

当人们看到黑人足球明星在欧洲的绿茵场上奔跑时，或许会想象出贫民窟里一个穷孩子靠着脏兮兮的墙壁练习的励志场景。这不是幻想，而是非洲移民生活状态的真实再现。法国曾经历过两波非洲移民潮。二战后，由于重建需要，法国开始放宽工作签证，招募工人。大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进入法国。他们大多来自西非的贝宁、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家。

1962年，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0年的殖民统治。随后数月，在戴高乐政府的号召下，45万阿尔及利亚人登陆马赛，对法国殖民地进行了最后一次“掠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批非洲裔美国球员开始涌现。1958年世界杯，出生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方丹为法国队攻入13球，成为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第三次科技革命启动后，西欧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推动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洲移民上升空间受阻，就业种族歧视愈发严重。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份带有法国传统姓氏的简历收到的回复量是一份带有外国姓氏的简历的5倍。法国的少数族裔大致可分为两类：长期居住的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以及跨境的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裔。他们大多居住在巴黎、里昂等大城市的郊区。比如姆巴佩就出生在巴黎东北部的邦迪，他所居住的塞纳-圣但尼省也是法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封闭式管理的足球学校对非洲孩子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与西班牙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营类似，法国的克莱枫丹足球学院同样拥有系统全面的文化课程，学生若学业不达标则不能继续训练，这确保了学生在难以继续从事职业足球后，仍有能力谋生。另一方面，学院实行的寄宿制，也为非洲孩子形成了相对安全的成长空间，与各大俱乐部的合作、法国足协的长期资助也让有天赋的年轻球员可以摆脱住宿、学费等经济因素的掣肘，安心训练。

被誉为法国足球摇篮的克莱枫丹足球学院秉承着自拿破仑一世时代以来的精英主义原则，即用最好的资源培养“少数人”或“优秀的人”。除了培养了亨利、阿内尔卡、姆巴佩、格列兹曼等一系列顶级球星，作为“足球高等师范学校”，克莱枫丹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和技术总监。值得一提的是，足球学院相对封闭的环境、各梯队配备的心理辅导员以及注重“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的体育精神也降低了种族歧视对少数族裔球员的影响，帮助他们建立了不分种族的“法国民族”意识。

克莱枫丹的学员主要来自足协主导的教练员推荐。法国足协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最上面是国家技术总监，辅以七八名国家队教练员。总监下面是地区技术顾问，负责监督各省教练员的工作，而省以下的教练员主要负责观察各俱乐部梯队球员的表现，推荐优秀球员参加克莱枫丹的学员考察。亨利就是这样进入学院的，13岁时在一场比赛中，打进6球的表现引起了球探的注意，球探推荐亨利进入克莱枫丹完成三年的学业。同班的另一名同学、加勒比移民后裔阿内尔卡后来成长为顶级前锋。

与法国以“精英主义”组建的顶级公立足球学校不同，英格兰大规模的职业足球训练，多是依靠地方俱乐部的青训队。英格兰联赛的商业运作较为成功，球队收入较高，一些顶级球队愿意花费巨资更新训练设施、扩大青训规模。由于直接对俱乐部负责，与俱乐部的发展和收入挂钩，这类青训营往往“宽进严出”，招募了大批身体素质好、天赋异禀的少年进行训练。英格兰前锋拉什福德7岁便加入曼联青训体系，俱乐部的主教练正是他的父亲、牙买加人约瑟夫·拉什福德。

校园业余足球训练由英格兰足协下属的英格兰学校足球协会（ESFA）负责。但通往职业足球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非洲年轻足球运动员，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困难。一位效力于英超的塞拉利昂运动员透露，他从塞拉利昂“贩卖”到英国时，曾被要求签署“足球合同”，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强迫他从事男妓的伎俩。欧盟要求俱乐部在操作转会时，对欧盟未成年人在足球教育、学业教育甚至生活水平方面承担监管义务，但这一规定并不包括非洲人等外国未成年人。据非政府组织称，每年有1.5万名年轻足球运动员被带出西非，其中一些是通过非法手段带走的。

即便足球运动员的国际流动仍缺乏足够的监督和保障，但媒体夸大的少数足球运动员的优渥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仍吸引着非洲年轻人走上职业足球之路。从欧洲足坛看，社会心态的转变、足协的独立运作，促使移民球员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在为法国队出场超过100场的9名球员中，亨利、齐达内等5名球员都是非欧洲人。但多元融合的状态也受到不少攻击。早在1996年，法国极右翼政客让-玛丽·勒庞就表示，有太多非白人球员的法国队是“不自然的”。在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36%的受访者认为法国队有“太多”外籍球员。

面对这样的压力，主教练的话语权更大，让从勒梅尔到德尚的历届法国队主教练几乎无视反对，形成了国家队种族多元化的传统。在反对种族歧视成为共识的今天，少数族裔球员入境面临的压力也逐渐减小。依靠移民策略，这只高卢雄鸡成功跻身世界顶级球队之列。

足球移民：扩张与限制

20世纪初第三次世界移民潮和世界杯的举办，导致代表不同国家协会参赛的运动员数量激增。1934年，意大利队凭借路易斯·蒙蒂等三名阿根廷球员的出色表现夺得冠军，推动了“体育移民”和“足球移民”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国际足联章程仅规定球员不能同时代表不同国家参赛。出于谋求连任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需要，政府大力归化外籍球员。到了20世纪60年代，归化球员在国际赛事中泛滥成灾，公平秩序受到质疑。

在国际足联之前，国际奥委会是第一个规范运动员参赛资格法律认可的机构。1978年，国际奥委会制定了《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籍是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的基本条件，且无论运动员有多少国籍，其体育国籍只能有一个。

上世纪80年代，巴西人阿维兰热任主席期间，国际足联通过新章程，规定“如果一名球员已经代表一个协会参加过正式国际比赛，则不能代表另一个协会的代表队参赛”。由此形成了共同国籍的唯一性。国籍是判断参赛资格的唯一标准，国际比赛经历后参赛资格不能转换。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比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有天然优势，球员不必为了代表自己想归化的国家踢球而放弃原国籍。

在变更国籍的条件上，国际足联的认可标准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出生地第一、血缘关系第二”原则。当球员不符合上述两个原则时，必须符合长期居留原则。国际足联一直通过延长长期居留期限、增加办理难度等方式，打压无血缘关系的“金钱入籍”。2003年，球员在入籍国连续居住两年以上即可变更国籍。而到了2018年，球员必须年满18岁，并在入籍国连续居住五年以上，才可以变更国籍。足球运动员能力的黄金期并不长，日益严格的长期居留原则也让无血缘关系的球员在面临是否入籍的选择时更加谨慎。

2018年国际足联章程将参加“A级官方赛事”作为入籍条件，并明确成绩被纳入国际足联国际排名的赛事为A级赛事。由于欧洲职业足球（联赛）发展水平较高，聚集了各国优秀球员，普遍承认双重国籍，作为长期工作地，对非欧洲球员更有吸引力。但在欧洲国家队人才济济的背景下，入籍球员也将面临难以入选国家队的风险。同时，来自原籍国的负面舆论也难以忽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出生在巴西、当时效力于西班牙俱乐部马德里竞技的前锋迭戈·科斯塔选择为西班牙效力，后来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遭到球迷在看台上的辱骂。

英国和法国都有着深厚的移民历史，移民子女获得入籍也相对容易。但随着国际足联比赛资格限制日益严格，无血缘关系入籍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高。像英超水晶宫边锋扎哈这样出生在科特迪瓦、效力于英格兰U21、现效力于科特迪瓦国家队的球员，选择的余地将越来越小。不断变化的竞技水平让他们很难长期效力于英法联赛，从而满足长期居留原则。反流动措施也阻碍了无血缘关系入籍的实现。这些“摇摆一代移民”的选择，或许也会影响未来世界足球格局的变化。

“北上”与“南下”

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职业体育和联赛，以足球世界杯、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性极强、非娱乐性的精英体育项目蕴含着更丰富的国家认同元素，这也是移民球员引发广泛争议的重要原因。

职业体育过度归化会影响对移民球员的态度。上世纪90年代英超联赛成立后，英格兰联赛为提升球队实力，吸引了大批外籍球员加盟，各俱乐部在各自地区形成的球迷群体往往颇具排他性，外籍球员还压制了本土球员的上场时间，影响了英格兰国家队所在城市。《曼彻斯特晚报》、《卫报》等英国媒体曾用“外籍军团”“入侵”等词汇形容外籍球员。桑乔、拉什福德、斯特林等球星在表现不佳后，都曾遭遇过种族歧视性的辱骂和网络暴力。这种恶毒无疑会影响移民和少数族裔“后来者”的选择。

作为移民后裔，足球传奇巨星齐达内温和内敛、略带笨拙的性格曾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赞誉，一度成为法国社会多元化、种族融合的重要象征。然而，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中他用头撞马特拉齐被罚下场，间接导致法国队丢掉冠军后，齐达内的社会评价一落千丈。有法国媒体评论称，“这一代阿尔及利亚移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文化”。移民后裔是否有资格代表法国队，是否认同法国，则成为更多质疑的焦点。

认同是自我与他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是这种关系中“求同存异”和“同中求异”的过程。这不仅与个体生命经历的成长有关，也与祖先、家庭的源头文化有关。祖先的血统认同与新一代在新环境中的身份建构，犹如现代与传统的对峙，少数族裔或许很难完全认同一方、否定另一方。但对于齐达内和斯特林来说，作为足球运动员，他们的隐私和生活细节很容易被发达的媒体和汹涌的舆论放大。尽力接受或“表演接受”英法文化的同化，似乎是无法抗拒的。

在新的社会，祖传文化或将面临危机——本泽马等穆斯林球员因斋月期间表现不佳而广受诟病。对于在特殊环境中成长、拥有特殊家庭背景、接受特殊教育的移民及其后代来说，“南来北往”寻找源头文化变得越来越困难。

欧洲国家队的激烈竞争和身份认同危机，还形成了“反向归化”这一特殊现象。一些出生在非洲或非洲移民后裔的球员，虽然在欧洲国家接受过培养和归化，有机会加入国家队，但仍然选择代表非洲国家。除了前文提到的曾效力于英格兰U21队的科特迪瓦边锋扎哈，出生在荷兰却效力于摩洛哥的齐耶赫也是典型例子。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本届世界杯参赛的五支非洲球队（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和加纳）中有42%的球员不是出生在当地，远超其他大洲。

摩洛哥球员出生地统计

反向归化除了满足球员参加国家队赛事的个人需求外，也是一种特殊的“光荣归国”方式。在本届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阿姆拉巴特表示，为摩洛哥效力能与父母的过去产生共鸣。加纳队的伊纳基·威廉姆斯表示，是90岁高龄的爷爷的梦想让他选择了加纳——他的哥哥尼科则效力于西班牙。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博阿滕兄弟分别效力于加纳和德国队后，又出现了一对在不同大洲国家队效力的兄弟。哥哥伊纳基的观点体现了这一类“移民后裔”特殊的民族认同。他视自己为巴斯克人，但“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家族根在非洲”。

由非裔球星领衔的法国队在半决赛中以2比0战胜了“非洲黑马”，其中26名球员中有14人出生在欧洲。有人说这是一场祖国与殖民地的较量，也有人将这场比赛形容为“外籍军团的战争”。英格兰虽然止步八强，但非裔球员拉什福德和萨卡依然奉献了不俗的表现。不出意外的话，法国队的非裔球员将长期占据主力位置，而英格兰则拥有更多的混血球星，这是种族融合的象征。在反全球化不断扩大的当下，如何在充分发挥移民球星保证成绩能力的同时安抚国家队所承载的民族情绪，在非技术移民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如何挖掘新一代移民球星，或许是各国足协需要思考的新命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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